口述人：陳波（貴州省遵義市紅花崗區郵政分公司總經理）
記錄人：羅克琳
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，信件是人們聯絡的主要方式，當時，我的父親主要負責我家附近生產隊農民的信件、報刊投遞工作。在我的記憶里，父親每天身穿綠色郵政標志服，背一個綠色郵包，徒步走在鄉村路上，把報刊、信件送到鄉親們手中，一出門就是一整天。
1978年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，中國從此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，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，大部分知青回城，我也回到自己的家鄉——余慶。1979年12月，年僅17歲的我跟隨父親的步伐，通過社會大招工進入余慶縣郵電局成為一名投遞員，負責關興郵電所56個生產隊的信件、報刊的投遞。那時，一輛二八自行車、一個綠色郵包就是我的投遞裝備。
鄉村的道路基本上全是泥巴路，每次出門投遞，我將當次投遞的信件、報刊搭在車后座上，便開始了新一天的工作。每次投遞都需要花費三天的時間，才能走完長達108公里的郵路。那條郵路是余慶縣郵電局最艱苦的郵路之一，道路崎嶇，村莊又分散，自行車只能騎到公社，我只能靠走路去村民家投遞，有時候投遞完返回公社時天已經黑了。那時候年紀小，膽子也小，黑天一個人走在崎嶇的山路上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有時候被嚇得流淚，但也得硬著頭皮繼續往前走。好在回到公社后就可以吃到公社主任為我留好的熱乎乎的飯菜。
懷揣著對郵政工作的熱情，1984年，我光榮入黨。也是在這一年，我的女兒誕生了。1988年，我成為余慶縣郵電局檢查員。當時正值局里創建“三無縣局”（無資金案件發生、無郵件積壓延誤、無安全事故發生），我作為檢查員，為了提高郵件投遞質量和前臺服務水平，經常一下鄉檢查就是半個月甚至一個月。1990年2月26日，全省郵政視察工作會議在余慶縣郵電局召開，來自全省的郵政領導和檢查員對余慶縣郵電局創建“三無縣局”進行檢查打分，結果打出了92.5分的高分，余慶縣郵電局成為全省第一家郵政“三無縣局”。
1998年，正處于亞洲金融危機，也是在這一年郵電分營，郵政企業開始了最艱苦的時候。時任余慶縣郵政局副局長的我，不僅要為企業增效益，更要為員工增收入。但是，企業連發放員工最基本的工資都困難。當時，我們是每月發工資前兩天出工資數據，當工資數據出來后，財務找到我說，賬上的錢已經不夠發工資了。聽到這個消息，我徹夜未眠，心想，發不出工資，員工肯定會有情緒，誰還有心情發展業務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給遵義的一個做生意的朋友打電話，向他借了20萬元來發工資。那時候，遵義到余慶路途遙遠，朋友親自開車為我送來20萬元現金，到余慶時已經是晚上10點。在朋友的幫助下，總算是把員工的工資先發了。
在后來的日子里，我主動帶領員工走鄉串寨去發展業務，完成各項經濟指標。在業務發展起來后，我又組織修建余慶縣郵政大樓。2000年，郵政大樓竣工，員工有了寬敞舒適的辦公環境，發展業務的積極性更高了。
可能是受父親和我的影響，我的弟弟妹妹也相繼進入郵政工作。家里姐弟6人，有4人在郵政工作。我們這一大家子人，有在營業前臺的、文化傳媒的、郵車班的、人資部的，涵蓋了郵政多個工種。2006年，我的女兒大學畢業了。她問我：“爸爸，我想報考郵政，像爸爸一樣在郵政上班，可以嗎？”聽到女兒這樣問，我很欣慰，也很激動。我和愛人都在郵政，整天忙于工作，她5歲以前基本沒有陪伴過她，錯失了很多女兒成長中重要的時刻，一直覺得對她有所虧欠。原以為女兒會很反感在郵政工作，沒想到她會想來郵政上班。巧的是，我的女婿也是郵政的。
2012年，單位安排我到遵義縣郵政局任局長。當時的遵義縣郵政局（現為播州區郵政分公司）業務收入僅為3000多萬元，郵儲余額規模15億元。我經過調研摸實情，主動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，充分發揮郵政的品牌優勢和網絡優勢，帶領員工加油干。2016年，播州區分公司收入較2012年翻了一番，達到7000多萬元，代理金融余額規模超過30億元。這一年，我榮獲了“企業英雄”和播州區委授予的“優秀共產黨員”等稱號，并當選播州區第一次黨代會代表。
白駒過隙，從1979年入職到現在，我已在郵政工作整整40年，我對郵政有很深的感情。一路走來，我見證了郵政在改革開放中的蓬勃發展，更參與了它的每一次轉型變革。
歲月悠悠，潮起潮落，共和國邁著矯健的步伐迎來了她的七十華誕。現在的我已經57歲，距離退休已不遠，在接下來的三年里，我會一如既往地奮戰在郵政工作的最前線，為企業的發展奉獻我的力量。我的女兒、女婿也會始終秉持當年參加工作時的初心，不愧對郵政給予他們的這份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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